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提升路径——以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为例

张 健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浙江 台州 3180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人民精神风貌”［2］的战略工程和民生工程，是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理论命题，更是实践课题。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党委政府多部门协同、公共文化资源综合共享、群众广泛参与、数字化互联网深度嵌入。本文立足共同富裕，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分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一）学术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的思想源于西方，2005年台湾学者彭锦鹏对整体性治理进行了系统介绍，2008年竺乾威、曾维和、韩兆柱等人开启了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并引发学术界持续性的研究。整体性治理思想经历了理论引进、分析研究、实践应用、理论构建、学术反思等阶段，其实践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公共危机治理、公共服务改革、预算改革、村庄治理、食品安全治理、精准扶贫以及城乡医保等层面”［3］。

整体性治理的核心命题是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以帕特里克·登力维和佩里·希克斯为代表的整体性治理研究者认为，生产和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由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政府公共服务要适应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多元化需求，要破除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问题。治理的碎片化导致诸如矛盾转嫁、项目和目标互相冲突、重复劳动、沟通不畅、各自为政等一系列问题，群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使政府信息技术成为当代公共服务系统管理和现代化变革的中心，政府的电子化改革要实现不同层级政府、不同类型机构以及各个网站之间的整合。整体性治理研究者认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新，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实现治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4］

（二）研究对象概况

本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研究对象，在组织体系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完备的三级阵地，县一级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镇（街道）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社）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经过2018年、2019年共计500个国家试点建设，2021年11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开启全国县域全覆盖进程。

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省为全国共同富裕实践探路的重大历史任务，强调浙江省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过程中要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2022年2月至2022年5月，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深入杭州市钱塘区、嘉兴市海宁市、金华市婺城区、温州市乐清市以及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临海市、温岭市、天台县、三门县等5地11县（市、区）进行实地调研，调查方法以问卷法和无结构访谈为主。

本次调研共发放纸质问卷1 334份，有效回收问卷1 18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6%，通过SPSS20软件和EXCEL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和数据分析。本次调研共计访谈83人，访谈主要采用“1+1+2”模式(“1个中心+1个所+2个站”)，深入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好、差各一个）开展访谈。访谈对象主要为当地宣传部领导、文明办分管相关工作的领导干部、改革办干部、乡镇宣传委员和干事、民政局干部、村（社）干部、农村文化礼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管理员、村民、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公益站负责人、志愿者代表、保险公司职员等。访谈形式分为面对面与具体人员直接交流和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座谈会两种。

精神生活是人的本质的内在需求，是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一定满足后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务实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基础与基本价值内核，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其中第三阶段是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即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5］尽管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仍须坚持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实现形式。因此，党中央提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要因地制宜常态化、多样化地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法治观念”［2］，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创新平台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9，从主要矛盾的性质来看，党的十九大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是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转化。人民群众对于个体自身的需求已经从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走向更高层次，对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就是精神生活需要，具有更加个性化、呈现多样化、显现层次性、凸显品质化、追求国际化的突出特点。［7］这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县域内部，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井喷式发展，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显著。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强调立足县域已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理论宣讲平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健身体育服务平台，统筹使用，协同运行”［2］。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建立多样化的供给与实践参与平台，不断向群众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实现自我价值提升。

（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8］。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我国发展则是“并联式”过程，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9］25。这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表现出“发展时间压缩、发展任务压缩和发展问题压缩”［10］的特点，其中突出表现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与现代化发展进程不协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通过文明实践活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群众中扎根，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和团结精神。另一方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凝聚社会力量，来自社会各个部门、各个阶层和各个年龄段的志愿者们组成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理论宣传、文明创建、社区治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力量支持。

在传统农业社会，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祠堂、学堂、戏台等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自改革开放后，公共文化服务主要由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礼堂、图书馆、农家书屋、影剧院、博物馆、文化广场等平台承担。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传统公共文化平台效率低下、碎片化等问题开始凸显。进入新时代，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充分盘活现有的公共文化资源，整合社会力量建立志愿者队伍，因地制宜开展文明实践活动。通过对浙江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践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课题组发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建设过程中碎片化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文明实践活动的覆盖面不够广泛

从治理角度分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目的就是有效、普惠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调研总体情况看，基层群众对于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的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表示欢迎，但基层群众普遍反映活动效果一般。调查显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居民素质、村风民风、党和政府认同感、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了解等方面效果明显，数据结果分别为54.9%、55.5%、59.4%、59.1%，但均未超过60%。究其原因，一是基层群众和管理者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存在认知不足。调查显示，22.6%的被调查者对本村是否开展过文明实践活动表示不清楚。部分村民、村干部和实践站管理员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缺乏概念认知，将其等同于农村文化礼堂工作。二是活动参与度不高。调查显示，只有31.4%的受访者经常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从参与的群众主体来看，中青年和在校学生是主要群体，其他群体参与较少。三是活动精准度不够。调查显示，40.2%的被调查者认为仅部分实践活动符合自身需求。基层干部反映，近两年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明城市创建、理论宣讲、疫情防控为主，其他活动开展较少。四是活动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基层干部反映，部分企事业单位参与文明实践活动质量不高，存在打卡签到、拍照熬时间等形式主义问题。

（二）文明实践数字化平台的共享性和易用性不够充分

数字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使得人民群众获取精神文化内容突破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统计，截止到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10.47亿，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11］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为基层群众提供精神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通过对浙江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实地调查发现，文明实践活动涉及的数字化平台碎片化问题突出且平台使用率偏低。调查显示，31.7%的被调查者经常通过小程序、云平台等参加文明实践活动，仅有24.4%的被调查者经常通过数字化平台预约志愿服务。具体分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志愿服务多平台相互独立。访谈发现，各地志愿者从事文明实践活动涉及多个部门的数字平台，但各部门数字平台各自独立运行，志愿活动数据通道没有打通。不仅如此，各地围绕文明实践与礼堂管理的数字化平台大部分相互独立，这直接导致基层管理员和活动参与者要重复操作，以应对活动的预约、签到和后期考核资料上传。二是“志愿浙江”平台个性化板块不足。部分基层干部反映，“志愿浙江”平台与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云平台数据整合后，各地数字平台针对志愿服务个性化积分奖励和考评措施的设置和运用存在困难。三是数字化平台操作复杂。调查显示，16.7%的被调查者表示数字化平台存在操作复杂和经常卡顿的问题。实践站管理员也反映，数字化平台操作比较复杂，年长者不愿用、不会用的问题突出。

（三）志愿者队伍培树的政策性扶持力度不够

在治理的语境中，充分调动更多的人有效参与精神生活实践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中心通过志愿者组织的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丰富活跃基层文化生活。调研发现，志愿者队伍的培育和管理涉及各部门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政策协同，其发展面临多重困难。一是优秀志愿者团队注册难。调研发现，由于同区域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而且部分政府部门不愿意担任志愿者团队的业务主管部门，这导致部分优秀的有特色的志愿者队伍无法注册。由于队伍无法注册，由实践中心承担的经费也就无法按照正常途径拨付和使用。二是志愿者实践活动保险保障难。志愿者在从事文明实践活动时会在意从事志愿活动所带来的人身风险和责任风险。调研发现，各地在为志愿者实践活动提供保险保障方面普遍存在覆盖率低和保险种类少的问题。此外，保险公司针对志愿者的保险项目积极性不高，因为这类业务盈利空间小，志愿活动出险认定难。三是活动经费使用难。《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规定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条例以及政府相关文件并未对志愿者从事志愿活动所涉及的日常经费使用标准做出具体规定，例如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外出时的车补、餐补问题。由于规定模糊，经费使用存在不规范的风险，导致部分拨付给机关事业单位志愿者队伍的经费被如数退回。四是志愿者激励机制不够到位。调研发现，各地往往立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志愿者的激励机制，可跨市全省共享的激励措施还不够完善。五是志愿者队伍年龄老化问题严重。调研发现，部分有影响力的志愿者组织存在骨干力量年龄老化现象，骨干力量一旦因年龄退出队伍，团队就会面临解散的风险。

（四）三级实践阵地的整体推进度不够齐整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在县、乡镇、建制村三级行政区划中设立“中心—所—站”，并规定分别由县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村书记担任各级阵地的负责人。调研发现，三级实践阵地的建设与治理并不协调，各级阵地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活动组织难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志愿服务促进中心空心化。调研发现，各地实践中心成立的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存在“空挂”现象，实际作用没有发挥。二是实践所（站）作用亟需提升。调研发现，部分乡镇实践所和村级实践站仅将各种文明实践制度上墙，缺乏相对具体的提升标准，也缺乏相应的常态化运行考核标准。三是实践站管理员队伍身兼多职。调研发现，实践站管理工作主要由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员或村务工作者兼任，部分管理员要承担村务管理、礼堂管理、文书、财务等多项工作，这直接导致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兼顾文明实践工作。四是阵地延伸不足。调研发现，部分实践中心针对实践站向党员先锋站、文明单位、学校、革命旧址、文化展馆等延伸实践点的建设工作不够重视。此外，部分实践中心对提升已有的特色亮点实践工作重视不足，缺乏连点成线、盆景变风景和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线的规划。五是实践活动运营经费少。调研发现，部分县市针对实践中心的运营和活动经费过于紧张，地方财政没有针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专项支出预算，部分县一年只有二十余万活动经费，只能主要用于中心日常运营、大型文明创建活动以及志愿者项目大赛。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表达。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涉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人民群众的参与、数字化平台的运用、多层级多系统平台的协作。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突破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在精神文化供给、阵地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困境。

（一）知行并举深化文明活动实践内涵

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深化文明实践活动的内涵。一是增强实践自觉。一方面，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共同富裕要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当前我们已处于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事关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涉及人民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与管理的相关部门与机构要摒弃各守一摊的狭隘观念。另一方面，要强化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理念学悟，要强化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的宣传引导，尤其要加强对实践所（站）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及管理员的专题培训，深学真悟“为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三个核心问题。二是建设文明实践共同体。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实践不是组织者简单地按照任务目标将群众内在需求通过产品、活动堆砌起来，而是必须将个体群众需求与群体组织实践目标有机衔接，建立实践共同体。群众与组织之间关系平等，相互协商，有共同的需求交集和行动规划。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加快建设文明实践共同体，将文明实践活动融入基层党建、村社治理以及创业致富工作，让更多群众参与文明实践，实现文明实践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融合和多重赋能。三是抓项目树品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要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精神生产者的多元化、大众化和平民化，没有自然带来精神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由于精神生产者的素质参差不齐，网络中大量存在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12］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扎实提升文明实践活动质量，具体而言，要积极组织参与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开展项目征集月、项目擂台赛等活动，设立一批关乎群众普遍性需求、急难愁办问题的实践性重点项目，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品牌。

（二）聚力通联升级文明实践云

将数字技术运用于社会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政府需要处理的信息数据长期保持着指数倍增趋势，这必然要求政府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水平以提升整体性治理的能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13］，通过整合和协调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一是优化架构，打通数据流。信息技术服务社会治理的首要原则就是统一的建设，即“所有机构与个体所产生的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从而构建起足以针对每一个个体的精准公共服务能力”［1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立足全方位视角，制定需求方、实施方、支持方、监督管理方等多方供需的对接和监管机制，并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端口的一键式导入，实现跨区域、跨系统、跨层级的数据通联共享。二是开放特色功能窗口。社会分工的不同导致各个部门掌握的数据不对称、不均衡，同时，由于建立数据的标准各不相同，导致同一类型数据很难共通。要打破信息孤岛现象，实现跨部门、跨层级之间的数据互通。总体而言，省级部门在公共服务信息数据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在相关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与应用方面都占据优势。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应积极通过省级数字化平台开展创新实践，省级平台要适当下放权限，为地方在平台上设置创新性特色功能板块提供数据通道和技术支持。三是做好迭代升级。提高数字化平台的使用率，关键是要提升平台终端的体验感，让管理者能够便捷、有效地管理文明实践活动与数据，让使用者尤其是老年人能够快速学会使用平台，让更多的人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数字平台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业务牵头部门与数据开发方要建立定期通联机制，特别是要畅通基层对平台使用的问题反馈渠道，及时优化平台操作界面和流程，提高实用性和流畅性。

（三）扶优扶强打造文明实践志愿团队

实现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整合协同需要“动员多方治理力量，凝聚多方治理合力，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15］。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广泛发动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文明实践活动。《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2］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社会个体通过志愿者队伍参与志愿服务，因为“这种劳动不强调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而注重对精神需求的满足，强调奉献付出而不注重回报，彰显了第三次分配的劳动价值和道德意蕴”［16］。打造优秀文明实践志愿团队，一是提高保障水平。省级层面与保险公司谈判，建立志愿者保险服务清单，并以“省级财政适当补助+地方财政补差价”的模式实现全域全员参保。此外，省级可统筹建立省、市、县三级优秀志愿者名单库，严格优秀标准、控制优秀总量，在此基础上提高礼遇水平，对省级以上优秀志愿者可参照省级劳模、省级人才标准给予同等政策待遇，礼遇政策可跨市全省通用。二是制定具体支出标准。省级层面研究制定志愿活动餐补、车补等必要支出和定额标准以供地方参考。三是加强骨干培育。支持体制内党员干部兼职参与文明实践志愿团队的管理工作，鼓励企事业单位年轻力量积极加入志愿者队伍。四是放宽注册条件。根据中宣部、民政部等部门2016年印发的《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可以按照活动地域适当放宽志愿服务队伍的注册登记条件，同时积极清理“僵尸型”志愿者组织，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保持动态活力。

（四）精细管理做强文明实践三级阵地

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整合不是简单的职能整合，而是功能整合，即“在不破坏职能分工的专业化的基础上，跨越既有职能部门边界的一种新的整合方式，目的是确保整合后的组织更加明智和合理”，并且是在“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上同时进行整合”［17］。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具备功能整合的基本特征，从垂直维度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包含中心、所、站三级阵地，层级上下贯通；
从水平维度来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级阵地与党委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保持密切的业务沟通与协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大力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具备的功能整合优势，实现功能再造。一是抓实抓细释放中心效能。加强对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实体运行的督导，确保中心制度化、日常化运行，发挥好中心在统筹协调、指导服务、管理监督以及宣传引导等方面的应有功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乡镇街道设立村（社）志愿服务促进站。二是软硬并重提升所（站）水平。将实践所（站）打造成有水平、有人气的群众性公共活动空间，对实践所采用分片区考核与创新工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评，并采用星级管理考核办法。三是串点成线加强示范引领。鼓励各地结合当地特色资源和群众现实需求建设文明实践示范点，支持和推广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线建设。四是多元投入充实运行经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安排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18］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政府应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经费列入地方年度固定财政预算，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乡贤、企业家反哺家乡，为实践所（站）设立实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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